2000亿重组脱胎换骨144家城商行借机重新定位

2000亿重组“脱胎换骨” 144家城商行“借机”重新定位

2000亿重组“脱胎换骨” 144家城商行“借机”重新定位 更新时间：2010-4-4 0:01:33 　　“现在是最阳光灿烂的时候。”

4月1日，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十次会议在重庆召开，144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齐聚山城。在被问及如何评价现在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状况时，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主任肖远企如此回答。

十年,这是一个总结。

从资产质量看，十年飞跃。截至2009年末，全国144家城商行的资产总额达到5.6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55万亿元,同比增幅37.46％，在全国银行业中占比7.36%。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双降”，不良贷款率1.30%，同比降低1.03%。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2.96％，143家城市商业行达到了最低10％的监管要求。

经营收益，十年前不可想象。2009年末，全国城商行平均资本收益率达到15.87%，实现税后利润496.5亿元，同比增长89.95亿元，在全国银行业中占比7.87%。

不过十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在甩掉2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跑马圈地，信贷高速增长，但贷款集中度高企，过度依赖利差问题依然。

“现在到了考虑定位的时候。”肖远企说。银监会态度明确，大部分的城市商业银行应该潜心发展小企业业务，成为社区银行。这对于只想做大的城商行董事长和行长们，是个痛苦的选择。

1. 2000亿不良资产处置

从最差到最好，需要多久，一年！

广州银行董事姚建军说，去年我们是资产质量最差的银行，重组后今年则是资产质量最好的银行之一。

广州银行是1996年46家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下属两家支行重大违规账外经营100亿元大案爆发，引起一片恐慌，存款急剧下降，大量存款“搬家”，广州银行只得靠同业高息拆借维持支付。此外，当时贷款不能收回，全行生息资产仅占总资产的23%，经营处于瘫痪状态。信贷业务中断，资产质量持续恶化，不良贷款率高达92%。

但220亿元不良资产处置将广州银行从死亡边上拽回。

2005年，广州银行业务快速发展，每年都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加，当年一举消灭了历史亏损。广州银行的一揽子风险处置方案开始出台。

从2006年到2009年，广州银行共实现赢利23.76亿元，全部被用来解决历史问题。其中13.16亿元用于消化历史挂帐，5.6亿元用于弥补应收未收利息，5亿元用于核销不良贷款。

此外，广州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清收队伍负责此事。将不良资产集中到总行，由总行成立资产保全部门，对不良资产进行集中清收、集中经营和集中处置。广州银行还借助外力处置。2007年，广州市政府成立了3.21专案调查组，抽调30多人，专职帮助广州银行清收。几年来共清收不良资产57.85亿元，其中现金42.42亿元，重组盘活5.94亿元。

2008年，广州市政府成立了广州国际控股集团做为广州银行的重组平台，按照监管二级标准进行剥离，按照成本最低、操作性最强的原则，以170亿元现金置换不良资产170亿元。

经过上述外科手术，广州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从2001年末的74.56亿元下降到2009年末的0。

广州银行的重组模式正是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缩影。

江苏、安徽、吉林、陕西、黑龙江等地城市商业银行在风险处置的基础上进行了联合重组，希望降低区域风险；晋商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富滇银行、珠海市商业银行、厦门银行、成都银行、河北银行、郑州银行等2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单体风险得到化解。

这些重组呈现共同特点特点：一是以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支持为前提。无论是广州银行还是重庆银行、或者三峡银行，背后的重组最大推手都是地方政府。

其次，银行监管部门进行督促和指导。为提高风险处置效果，银行监管部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思路，探索提出了风险处置的诸多措施，通过沟通联动和市场准入联动督促城市商业银行加大处置力度。

三是处置方式的多元和并有所创新。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由最初的资产置换、兼并重组到由新老股东共担的市场化手段，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推进不良资产处置提供了有效手段。

截至2009年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历年共处置不良资产近2000亿元，使不良贷款率从2004年10%下降为2009年的1.3%，逐步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银行水平。

不过，今年的经济形势或将考验城商行的资产质量成色。

“我们预计城商行今年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都会有所上升，但是这并不可怕，只要在可控的范围内。”肖远企说。

肖远企在会上说，正常类贷款转化为关注类贷款的数量在上升，这个趋势在一季度已经 出现，而关注类贷款很可能转化为不良。特别是城商行的个人消费贷款不良贷款上升比较快，比如个人按揭和信用卡，一家银行的信用卡不良率更是上升了7个百分点。

2. 跨区四新标准

不良资产处置使城商行得以轻装上阵。144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全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为7.14%,去年取得了497亿元的净利润。

“这在10年前是不敢想的。”一位城商行的董事长对记者说。

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城商行不甘心局限于一个省或者一个市发展，希望跳出空间限制，获得更大的舞台。

银监会对此也是有所考虑。2005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为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问题专门找时任发改委主任马凯，称2006年是银行业加入WTO后的最后一段过渡期，希望能“阳光普照”，城市商业银行也能实现跨区经营。这得到了马凯的支持。

此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逐渐展开。

2009年，银监会下发了《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为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提供了新的机遇。3月26日，汉口银行重庆分行开业，几乎在同一天，重庆银行贵阳分行开始试营业。截止2009年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分支机构一共111家。

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分行最多的是北京银行，其在西安等地一共有7家分行，基本完成了全国布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这家前身为浙江省温岭县城市信用社的城商行，2006年8月才经银监会批准改制成为城商行。到2008年底，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总资产不过156.72亿，但是到目前为止，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已经开设了3家异地分行。

刘明康说，“不要为了去外面跨区经营而跨区经营，有的银行觉得只在省内经营很没有面子，到外面设立分支机构也好对相关领导有个交代。”

肖远企说，“我们支持城商行异地设立支行，但是原则上应该先在省内实现跨区，二是跨省，在同一经济带上设立分行，第三才是远距离的设立分行。”银监会鼓励城商行到县区等金融机构薄弱的地方设立分行，向下延伸。

城商行设立分行除要达到硬性规定外，银监局将还从四个方面考量：首先是跨区的市场竞争度。银监会曾对一些到上海设立分行的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有一个调研，这些银行都认为在上海的运行成本高，三年内难以实现盈利；由于上海本身的银行已比较多，竞争激烈程度远超预期。

其次是银行去外地开设分行，是否对能丰富当地的金融市场，能够起到互补的作用。

三是在本地的经验是否能在异地复制。“有的董事长告诉我，在当地，他连客户冰箱里放了什么东西都知道，那在异地呢？你有这么熟悉客户吗？”肖远企还不点名的举了一个例，一家异地分行开业后水土不服，长期实现不了赢利，总行只能以换人来解决，但是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第四则是风险管控能力能否跟上。刘明康认为，随着分行的设立，战线则越拉越长，由于风险定价、流程银行再造等工作并未完成，即使跨区也很难为客户服务。

甘为民也认为，其实跨区对银行而言最大的挑战就在组织架构上，“以前是总支行二级架构，现在是总分分支三级架构，流程、系统、风险管控都将受到挑战。”

“其实大家可以联合起来解决一些网点不够的问题。”刘明康说，144个城商行应该联合起来，客户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则由当地的城市商业银行负责，相当于托儿所，银行可以收取代理费。

其实，重庆银行在此已有所探索。

2008年9月18日，重庆银行行长甘为民、贵阳商业银行行长彭士余、富滇商业银行行长卢云、成都商业银行行长王晖等聚首重庆，参加中小商业银行业务合作以及发展圆桌会议，倡议共同成立西部联盟，并于9月19日签署协议。四家银行对联盟的基本定位是，希望通过联盟构建西南地区中小商业银行定期联系和合作机制，在制度建设、资产转让、票据业务、风险管理、产品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合作。

其中一项合作是项目互相介绍。具体操作模式是，一方推荐的贷款项目经另一方审查同意贷款的，另一方可以选择由该推荐方代理结算和监督管理，另一方实施贷款投放的过程中，应协助推荐方进行投放项目的客户拓展、结算和资金存放等工作。推荐方根据实际情况在另一方保持一定的同业存放以弥补另一方的损失。

彼时，肖远企正担任重庆银监局局长。肖远企见证了当天的同盟成立，并做了重要讲话。

相对西部联盟这个松散的组织，山东城商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则相对紧密，由山东省内全部14家城市商业银行共同平均出资，成为首家专门从事银行后台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3. 艰难的资本补充计划

截至2009年末，全国城商行各项贷款余额达到2.89万亿元，同比增长8,114亿元，同比增幅39.04％。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导致资本消耗过快。

截至2009年末,城商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2.96%，核心资本充足率已达到11.17% 。尽管目前资本充足率并未告急，可能随着监管对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产充足率提高，城市、商行系统性的资本短缺问题凸现，补充资本金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董事会应该站在长远发展的高度，在考虑外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制定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资本补充计划。”肖远企说。

在担任重庆银监局局长期间，肖远企就为重庆本土的重庆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三峡银行制定了长期的资本补充计划。前两者在2009年都发行了次级债，分别募集资金10亿元和25亿元。

肖远企认为城市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四个手段，一是发行普通股，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获得资本金，其次是发行次级债和可转债，三是依靠自身积累，四是通过公开发行股票IPO。

肖远企说，出补充资本外，“还应该提高补充资本的质量，尽量补充核心资本，真正发挥资本抵御风险的作用。”

2006-2009年，广州市政府用财政金融风险防范基金向广州银行注资63亿元，时期资本充足率提高至14.66%。

不过，依靠政府注资提高资本充足率并非是常规手段。

但是，由于增发的复杂性，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将发行次级债做为补充资本的捷径。

根据中国债券网的债券信息显示，仅仅是去年第4季度城商行累计发行的次级债券、金融债规模为11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的成本远高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

哈尔滨银行发行的10亿元、10年期次级债，票面利率高达6%。同期国有银行发债利率只有4%左右。

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据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金融债及次级债的监管要求，其投资的条件之一在于，债券发行银行的总资产必须高于2000亿元人民币。

肖远企说，“不鼓励一边信贷高速增长，另外一边发次级债补充资本的模式。”城商行主题报告就提出，“对于大多数非上市城商行而言，应该建立起内部资本积累主导的资本补充机制。”

“我们应该加强资本管理，发展低资本消耗业务，转变增长方式，走差异化的道路，最有效的使用资本，这已经在144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形成共识。”肖远企说。

4. 明确定位

“现在到了转变增长方式，明确定位的时候了。”肖远企说。

在肖远企看来，超速增长的业务模式不可持续，外部经济形势比较好，在信贷高速增加时可行，而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则将失灵。

另外，城商行过度依赖利差收入，而利率市场化的脚步可能加快；另外很多城商行热衷于垒大户。

刘明康表示，城商行银行经营要研究战略，不要单纯的追求速度和体量，要追求资产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不能攀比大银行。

2009年，银监会曾经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度进行专项的调研，发现有的单一客户贷款占资本净额的300%，集团客户的比重更是达到800%。到了2009年底，144家城商行中依然后124家贷款集中度超标，68家超过10%的监管指标，此外还有数十家超过集团客户15%的要求。

“今年年底前90%的城商行这个指标必须达标，没有达标的银监局要做出书面说明。”肖远企说。

在肖远企看来，在三个办法和一个指引出台后，城商行取得大客户的可能性将更小，现有的大客户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流失。在此情况下，城商行就更多的依靠小客户来维持经营。

肖远企建议，在考虑定位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城商行的行业发展规律，以及金融危机后对风险等方面的重新考量，比如以前国外大银行认为物理网点不重要，大力发展网络银行，现在又转向发展物理网点。

最为重要的是，城商行更要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定位。肖远企说，城商行有一小部分会发展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银行，但是这个数量会比较少；一部分则成为区域性的银行；而绝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将成为服务社区的银行。

“这是绝大部分城商行的选择。”肖远企说。

此前，一些银行认为做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大、利润低，但甘为民举例说，一些第一次打交道的小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会达到16%。襄樊银行行长张行海说，他们的微小贷款利率一般在12%到15%，而这完全是可以覆盖成本和风险的。

银监会希望为城商行做中小业务争取更多的支持。肖远企透露，一些政策正在争取之中，比如税收优惠，希望“营业税降2%，”肖远企说，而所得税也有望得到一定的减少。

税前拨备和税前核销银监会正争取财政部的支持。城商行作为支持中小企业的主力，银监会也在为城商行争取人民银行的专项贷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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