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掷千金背后暗藏着返贫危机

一掷千金背后暗藏着返贫危机

一掷千金背后暗藏着返贫危机 更新时间：2010-6-11 0:01:17 　　于是就出现了拆迁农民想找工作，挣得少、不体面的懒得去，挣得多的工作又干不来，这样的矛盾并非个别。“如果‘拆迁富翁’挥霍式消费，除了种地，他们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会使他们坐吃山空，返贫的可能性极大。

张建华刚搬进装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他有些兴奋地对记者说，“当拿到几百万拆迁补偿款时，我第一次感觉到，钱仅仅是个数字，但却可让一个人活得更体面。”张建华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一位农民，和大望京村民相同，因为拆迁，他从农民转身为市民，且一跃为富人。近年来，像张建华这样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骤富，他们或领取了政府的巨额征地补偿款，从而跻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目前有些‘拆迁富翁’的身份，虽然已是市民，但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型。”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锋教授认为，如何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迁款，如何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拆迁

京郊农民的集体“狂欢”

“拆迁款，到底该咋花？”这是大兴村村民问得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不仅仅是这一个村的问题。近年北京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大量城乡结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以大兴区为例，2009年，大兴区共拆迁33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7000余人。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朝阳区将有45个村拆迁，涉及4.67万农民，海淀区将有20个村拆迁，怀柔将有3个城中村拆迁，昌平至少30个村拆迁。“拆迁富翁”聚居地随之兴起。如朝阳区的大望京，通州区的梨园镇、张家湾镇，大兴区的黄村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亦庄，平谷区的王辛庄镇，门头沟区的永定镇等等。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副镇长白艳英介绍，根据占地时间、所处区域、参照政策、拆迁主体，以及宅基地面积、家庭人口、房屋数量等等因素的差异，每个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并不相同。“有些农民拆迁可得到几套回迁房，有的还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笔收入也非常可观。”白艳英说，“一般来说，这些家庭至少会有十几或几十万存款。”

以一户普通农户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执行新的补偿标准，该户家庭除了可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另有四五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要是执行六七年前的拆迁政策，则只有二三十万元。“在高房价时代，出现‘拆迁富翁’不足为奇。”北京市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及其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所以出手比较“大方”。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变了，更深层的变化还在心里——“咱家有钱了。”可这拆迁款，到底该咋花？怎样让金钱之重，不变成金钱之痛，并进而成为农民开启未来幸福之门的金钥匙呢？

三无

富裕掩盖下的隐痛

拆迁款，带来富裕，也带来新的烦恼和痛苦。这把双刃剑的背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窘境，拆迁农民的“三无”：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土地是农民的根，没有了地种，几十年的老庄稼把式该干些什么？手艺没有，技能缺乏，再学习又过了好岁数，没了地的农民要想得到一份如意的工作，很难。

目前各区县政府的培训大多是保洁、服务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原先种地、养鸡，现在住进楼房，买了车，可工作还得要干。”通州区台湖镇的李平，原先家里种地，还养了十几只鸡卖鸡蛋，“每早十点多就能卖完，每月挣个七八百。”如今占地拆迁，她在新小区里找了一份保洁员的活，“上下午在小区扫扫地，也不累，挣个小一千。”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李平这样知足的心态，更多人心里打着这样的算盘：家里有一套甚至两套多余的房子出租，每月租金是个不菲的收入，犯得上受累受苦受人管地去做保洁吗？

于是就出现了拆迁农民想找工作，挣得少、不体面的懒得去，挣得多的工作又干不来，这样的矛盾并非个别。

没有工作，自然没有单位给上各种保险，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将来的生老病死、突发状况、子女教育等费用就得靠着拆迁款的“老本”，农民心里也不踏实。

“三无”农民赋闲在家，闲得久了就容易滋生不稳定因素，出现赌博、斗殴等种种问题。

市政协委员赵建国认为，由于缺少对于引导正确消费观念的规划，征地拆迁进行利润返还后，缺乏对农民适当的引导和保障措施，在解决了“农民怎么才能富”后，却忽略了“农民富了怎么办”的思考，对于如何引导正确消费的制度和措施缺少政策上的支持。

理财

首先梳理的应是观念

“理财？赚钱、花钱谁不会啊，还用学？”走访中，记者听到的这类说法很普遍。合理理财，是农民手中拆迁款保值增值的重要功课。但是原本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面对人生的巨大转折，心理上的转变还没有及时调整，观念上也同样迫切需要转变。“拆迁后的农民主动找到银行做理财规划的，凤毛麟角。”交通银行大兴支行副行长王瑜认为，缺乏合理的理财渠道和理财规划，是目前不可回避的现实。

有了钱习惯存银行，是保守的农民的第一选择，多数农民并不像城里人那样懂得理财，现在城市中时兴的各种理财套路对于农民很陌生。对农民来说，理财有一个从启蒙到接受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里银行网点多，而农村地区缺少这样的渠道承担起宣传理财知识的职能。

现代理财产品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理财产品的宣传和办理，都要依靠电子银行、网上银行、理财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农民电脑知识普及率较低，相当数量的理财产品很难在农村推广。另外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是，农民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还要找到更好的契合点。记者发现，理财的风险特性与农民理财的保守心理存在不小的落差。收益大的风险高，农民承受不了，风险低的收益小，农民又不想选。“其实银行的个人理财产品相较于其它投资而言，风险相对较小、收益相对稳定，但也有市场风险。”交通银行开发区支行理财项目负责人梁珊珊表示，农民的金融知识缺乏，较难掌握金融投资收益计算及风险控制方法，也是瓶颈之一。

有资金，没有理财需求；有需求，却没有投资渠道；有渠道，又缺乏知识和理念。这是一个怪圈。

怪相

暴富背后的巨大危机

5月18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一个新建拆迁安置小区，看到了小区停满一辆辆崭新的小轿车，其中不乏高档名牌车。刚搬来不久的居民张大爷告诉记者，因为拆迁，他得到200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800万元。有钱了，提高一下生活质量，无可厚非。但是，原本质朴的农民，突然间手里有了大把的金钱，却也引发出许多怪事、种种乱象。

“开着好车扫大街”只是怪相之一。5月19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某社区西侧门口，约见了正在这里“趴活”的黑车司机黄遥。据黄遥说，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迁，除得到一套回迁住房外，他还获得400多万元补偿款。地没了，总不能闲着，便买了一辆奔驰跑黑车。哪想到油价一个劲地涨，养车费用日趋昂贵，生意又不好。“别看我的车是奔驰，跑黑车还真不如那些捷达。”黄遥苦恼地说，“有人看到我的车是奔驰，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目光怪怪的。”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卖掉车吧，只能折旧卖，自己一下就亏10多万。不卖吧，这车只会一个劲地“烧钱”。

调研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有些拆迁户亲人之间大打出手，导致家庭破裂，亲人成仇对簿公堂。更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盯上了这些有钱的农民。记者走访时，得知一户拆迁农民分得了几百万元的拆迁款，但是被一些专盯拆迁户的赌博团伙瞄上了，先赢了几把就被拖下水，没半个月，钱、房、车输个精光，老婆孩子回了娘家，这位“负翁”每天无处栖身。由贫变富，又由富变贫的人生抛物线，滑落的是几家泪水和苦果？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拆二代”，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在暴富之后，心态发生巨大变化，比富、奢侈、厌学的现象比比皆是。

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拆迁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很快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凸显的类似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一个人可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创造实现富裕的梦想，但靠土地一夜骤富，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致富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念。”李先锋对此表示忧虑。

“如果‘拆迁富翁’挥霍式消费，除了种地，他们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会使他们坐吃山空，返贫的可能性极大。”赵春燕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旦返贫，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包袱，影响社会的稳定。”已有前车之鉴。据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机场扩建范围内的顺义区龙山、塔河、桃山、冯家营等6村整建制拆迁，有些拆迁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就出现挥霍和盲目投资现象，有些因此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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